面對逐漸不愛去公司的年輕人，雇主該怎麼辦？

“不愛去公司”的年輕人

根據中規院2021年出具的《通勤監測報告》¹顯示，2020年，中國主要城市總體60分鐘以上通勤比重為12%，超過一千萬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60分鐘以上的極端通勤之苦。一個正常朝九晚六的員工除去睡覺和通勤時長，僅有3-4小時的個人時間用來陪伴家庭。更不用說在香港打拼，週末還要加班到深夜再打車回家的年輕人了。

根據智聯招聘2021年的《Z世代職場現狀與趨勢調研報告》，Z世代的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將過多的時間花在工作上，在求職方面，近五成的Z世代女性求職者關注重點在於“家到公司的距離”。 

種種數據都揭露了未來勞動力已經不像以前的勞動力那樣便於管理，數字時代對新人類的知識體系產生了顛覆式的變化。互聯網行業，由於“數字原住民”帶來的天生嗅覺，年輕一代展現出了相比70、80後更敏捷的思維和更新鮮的知識架構，也更加關注個體生活與工作之間的平衡。

遠程辦公

姚欣榆²曾經在一次採訪中提到：造成遠程辦公的根本原因，背後其實是由勞動力的需求決定，這導致雇主必須去適應勞動力的工作方式³。扎克伯格曾在演講中聲稱Facebook（已改名Meta）一半員工未來將永久遠程辦公。攜程也於今年2月發佈公告，開啟“3+2”遠程工作模式。根據保險公司Breeze委託進行的一項在線調查發現⁴，65%的員工聲稱為了換取“遠程辦公”他們可以接受降薪5%。大多數人表示，他們不會放棄超過5%的薪水，但1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願意削減25%的薪水，以保持遠程辦公的狀態。 4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選擇放棄四分之一的假期，15%的人表示，他們願意放棄所有帶薪假期，以便能夠在家工作。

長時間通勤和長時間工作帶來員工的身體和精神上巨大的壓力，根據中規院2021年的調研，北京依舊是極端通勤人口比重最高的城市，達到27%⁵，同比增加1%，與此同時，北京的社會平均工資達到9407元。看似毫不相關的數據實際上對企業的影響是深重的，京東將客戶服務中心從北京搬到江蘇宿遷，根據人社局公佈的2020年社會平均工資，江蘇宿遷市為6720元，比北京低2700左右。京東客服中心在宿遷僱傭了超過20000名員工，初略估計相比北京，在宿遷的客服中心可以為京東每年節約近5個億的人工成本。

實際上推動遠程辦公發展的並非只有“疫情”因素，其本質是整個社會的“技術基礎設施”搭建是否完善，美國區域經濟學家查爾斯.加斯康在其研究中提到：“我們發現在驅動遠程辦公的因素中，只有2%是來自於偶然因素，而技術的發展佔據了剩下的98%”。

正如京東將客服中心搬遷，倘若缺少技術的發展，即使知曉搬遷會巨幅減少“人工成本”，任何一位CEO也無法做出搬遷決策，因為如果無法解決遠程辦公的技術協同問題，對企業的影響也是致命的。

協同辦公的定義

如果你仍然將協同辦公等同於OA系統，那麼你可能對協同的理解有所偏差。協同一詞來源於古希臘語，是指協調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不同資源或者個體，協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標的過程或能力。而基於這樣的定義，協同軟件則是為了我們提供在工作中遇到的所有個人無法完成的任務時，需要用到的工具。

廣義上的協同軟件(Collaboration Software)包含所有以團隊協作為理念的協同辦公軟件工具，如群組協作管理、工作流管理、項目管理、各種通信軟件。在當前時代技術發展背景下，協同辦公軟件的邊界也一再擴大，許多廠商的產品都已廣泛融合了互聯網、工作流、即時通訊和SOA等多種技術和手段。實際上如果我們現在再來給協同辦公軟件下個定義，那麼應該是由協同應用（協同辦公、協同政務、協同商務等），以及協同平台（工作流管理、項目管理、知識管理、信息門戶等）和協同工具（電子郵件、即時通訊、遠程視頻、流程編輯器等）組成的三方應用的集合。

但即便企業明確了協同辦公的定義，也花費了高額的軟件費用進行了數字化平台的搭建，收到的效果似乎總是差強人意。

營造數字文化

許多出生於60/70年代的中國企業家都聲稱其非常重視數字化轉型，但當我們詢問他們是否有定期查收郵件時，他們的回復基本都是“沒有時間看”，更遑論數字工作台中展示的各種指標分析。

這種現象顯然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試想一下當董事會上的各位企業高管仍然使用紙質文檔和筆記本溝通時，他們的決策又有多少是真的依賴於數據分析而不是過往人生經驗呢？

根據用友2021年發布的調研結果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力資源負責人都提到，企業轉型意識不足是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面臨的首要挑戰。

高管意識與其身體力行對企業塑造數字化文化的影響很重要，但與此同時也不能小覷來自一線的力量。高瓴DVC團隊分析了許多數字化轉型成功實踐案例，提煉了一條經驗原則叫“普惠一線”。也就是說，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字化的工具和能力不是要首先給領導和老闆使用，而是要給距離用戶最近的一線員工使用。只有在一線員工的使用中獲取了良好的口碑，數字文化才能在企業根植並發展。

在某家快消零售企業中，實體零售領域一直有一項非常強悍的競賽文化，而後通過在數字工作台中上線了一款競賽活動工具，將原來的線下競賽搬到了線上。在以往沒有數字化工具時，總部市場需要提前準備競賽活動的預算、分配、活動宣講、組織、評比等環節，且在執行中會存在費用不透明、執行週期長等問題；在利用了數字化平台後，從總部到每個門店店長都可以發起競賽活動，不再由總部市場統一主導，實現了去中心化的競賽活動，同時做到數據可追溯，激勵可定位。

如果我們秉持著“普惠一線”的原則來進行數字化平台的搭建，許多事情便需要深思，傳統的數字工作台是基於人人協同的理念，考慮的是如何提升人與人之間協同的工作效率。但如果我們跳出思維定式，就會發現企業和人的本質需求並不是提升協作效率，而是減少工作量，從而減少員工成本支出。

人機協同與物聯網的未來

因此，在近代商業活動中，隨著人口紅利的持續下降和人工成本的持續上升，人機協同場景被廣泛應用。人機協同是智能經濟的“智能化”過程，與過去製造業追求的“自動化”過程有著本質區別。 “自動化”的本質是機器替代人，強調大規模的機器生產；而“智能化”追求機器的柔性生產，強調機器自主配合人的工作，自主適應環境變化。在一些信息收集、數據記錄和自動分析上，機器人設備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因此人機協同帶來的ROI是顯而易見的。

企業在進行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過程中，多數是逐步增加機器人的投入佔比，因此需要持續的對業務流程進行重塑，這對企業員工帶來工作技能的不斷調整和更新。例如，在庫管機器人被廣泛應用之後，倉庫管理員除了需要錄入數據，還需要掌握的是如何操作機器人，如何處理常見的機器人故障，如何報修機器人等技能，由於庫管員普遍工資偏低、學歷要求不高，這些新的技能掌握對於他們來說無疑是一項不小的挑戰。

在AIoT（智能物聯網）極速發展的未來，人機協同會更加智能，轉變為機器與機器之間的協同。簡單試想一下未來的工作場景，當會議需求確定後，會務系統為你選擇最佳會議室，會務系統在會議開始前通知智能溫控系統和機器人服務員，提前打開會議室通風和空調設備，並由機器人服務員會為大家準備好茶水或咖啡……

近年來，全球人口增長放緩，未來企業面臨的挑戰是年輕一代“不願將就”的勞動力與年邁一代生產力逐年倒退之間的裂痕。人口下降將會帶來的市場萎縮，和“Z世代”的高額薪資期望，迫使企業必須重新審視，在技術日新月異的當前，數十年之前的協同辦公平台，是否仍能夠滿足當前要求？